严都岿书法研究论文连续在《书法导报》刊登

　　（汉中书画网讯）我市书法理论工作者严都岿书法研究论文2篇连续刊登在书法专业报刊----《书法导报》（理论研究版），分别为2013.1.9   第2期《书法文化在高等教育中的时代价值与教育功能》和2013.3.13 第11期的《“颠张醉素”书法形象的文化渊源探析》。他的文章对我市的书法理论研究工作的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

下面网发他的文章，以飨网友：

一   “颠张醉素”书法形象与唐代文化渊源探析

　　　　　　　　　　　　　　　　　　　　严都岿  
  
　　唐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书法艺术集大成的发展高峰。其文人书家、经典不朽之墨篇之多；其内容丰富、气度恢宏，反映和折射社会文化之广之深；其思想情感的深度和高度，艺术表现的精湛和纯熟；其流派之众多，诸体之完备，艺术风格之绚丽多彩，书法韵味之隽永；以及传世经典、一流的书家墨迹在全部书法家作品中所占的比例等方面来看，在中国的书法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仅见的。

　   唐文化的恢宏气象反映在书法领域，不光造就了深沉庄重的楷书，同时也激发了淋漓飞动、富于浪漫精神的草书艺术。真书代表莫过于“颜筋柳骨”，草书最高成就无非乎“颠张醉素”。  
  　 张旭和怀素作为草书革新的领袖，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从书体上讲，打破了唐代真书君临一切的一统局面。从草书角度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大大丰富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内容。在结字和章法上都令人耳目一新，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历史高度。而狂草的创举对后世大批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狂草中追求的意境和情趣，落拓不羁的个性和书风，启发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可以说，张旭和怀素的草书是“书起往代之衰”。“颠张醉素”成了中国草书史上令人高山仰止的不可逾越的尖峰。作为书法而言，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更与唐代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一、唐时“有容乃大”文化气派的根基性作用  

　是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正是在这样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的背景下，使文人们的艺术特质能够有一个充分发挥的舞台，有一个滋生具有独立人格，狂放不羁，天马行空的的艺术风格的丰沃土壤，才能鼓起文士诗人的理想风帆。才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快马著鞭向长安”的胸有成竹心；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踌躇满志；才有张旭“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的旷达不羁，怀素的“兴来走笔如旋风，醉后耳热心更凶”的醉意酣畅，文人书家用手中之笔墨肆意泼洒心中豪情。无论是文人，还是书家，其艺术作品都是时代之产物，时代气象的艺术反映。正如《双开楼书论》所云：“字乃个性肆展，才华之吐露，胸臆之表达，智慧之凝聚。凡个人之所具学风、作风、思想、品质、抱负、成就、福泽……无一不在其中，扩而大之，凡一时代之精神，国家之兴衰、气象皆可观之于字。”可见，张旭和怀素作为草书革新的领袖，其风华绝代的草书作品蕴含的雄浑博大，热烈奔放，气吞万里的气象和狂放不羁，天马行空的艺术风格不正是盛中唐时期强盛富庶，开明开放的社会现实的直观表现吗？不正是唐王朝“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造就的艺术结晶吗？如果说二王书风表现了乱世压力下心灵对自由和回归自然的渴望，张旭、怀素的书风则是盛世中心灵对自然、对社会现实的艺术直射和实现超越的艺术展示。

二、盛唐气象下书法美学崇尚“壮美”趣味的导向性作用  
  　从李唐开国之初，其书法艺术本应表现为阳刚之美，具雄强之势的。然而在初唐所见却并非如此，原因何在呢？在于初唐书法美学所推崇的审美意趣。人们对魏晋书风推崇备至乃至顶礼膜拜，并从理论上以“中和”为美，并奉为规范。在书法理论上，阐述“中和”美学思想的人，首推孙过庭。他倾向于古典的魏晋书风，崇尚“不激不厉”、志气平和的“中和之美”，推崇王羲之，认为“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平和，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初唐四家都恪守魏晋的中和之美。加上太宗李世民大力推崇王羲之，故初唐书风一片“中和”。然“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而盛唐时期张怀瓘之美学思想，更推崇具有阳刚之气的王献之。他在《书议》中说“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之气，不足贵也”。他极力推崇的小王的行草书，“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尔其雄武神纵，灵姿秀出……或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钟张之神气”。又在《书断》中说：“小王则若惊风拔树，大力移山。”体现了唐代的壮美理想，正如唐代诗歌，不在律体而在边塞之绝唱，富于悲壮豪迈之气，无与伦比。张怀瓘推崇王献之，因他掌握了时代脉搏，不只是继承魏晋的中和之气，而是盛唐的国运昌盛，国威远扬，是魏晋时代所不能比拟的。他在《文字论》中说：“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灵变无常，务于飞动。或若擒虎豹，有强梁拏攫之形；执蛟螭，见蚴蟉盘旋之势。探彼意象，如此规模。忽若电飞，或疑星坠。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锋芒。如观之，欲其骇目惊心，肃然凛然，殊可畏也。”“飞动”“触目惊心”及“肃然凛然”等是他理想中书法美的特征。受此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颜真卿，李邕挣脱了二王之羁绊，成为独辟蹊径的革新人物，在真书，草书，行书领域表现了唐代的阳刚美。张旭、怀素在草书方面体现了时代的新风貌，顺承了盛唐的审美趣味，一变魏晋雍容尔雅之风，而重在阳刚壮美，奔放豪迈，富于动感。  
    三、醇酒之嗜，唐代酒神精神的触媒性作用  
  　酒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唐代酒文化更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翻开《全唐诗》，其中直接与酒相关的诗篇约12000余首，约占《全唐诗》总数的22%，依据这些饮酒诗，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唐代丰富的酒文化。本文所说的酒神主要指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行为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的精神。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醇酒之嗜,激活了两千余年不少书法艺术家的灵感,为后人留下数以千万的艺术精品。  
      《新唐书.艺文传》载：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而《书林记事》载：释怀素，性疏放，不拘细行。嗜酒，凡一日九醉，时人因目其书为“醉僧书”。每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尝自叙云：醉来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张旭和怀素之“癫狂”及书法之倜傥不羁，都与酒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在酒后的迷狂般状态下，尽情挥洒，任意所至，无所谓“意在笔先”的精神准备阶段，他们追求的是即兴之作。《述书赋》云：“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面壁而全无粉，挥毫而气有余兴”；诗圣杜甫颂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毛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贯休说怀素“把笔猛如虎”；任华颂怀素云“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以后始癫狂。一癫一狂多意气，大叫数声起攘臂”；窦冀云“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以动态的心境书字，打破了秉笔静思，心气平和的作书习惯，主要表现了奔放，是意到笔到的即兴之作。而张旭、怀素所擅长的草书，本身就是一种最为自由奔放，最少有束缚的书体，它不计较一笔一字的工拙，而着意力求通篇气势的畅达雄放。癫狂的创作状态，加上快意挥洒的草书，在张旭、怀素笔下，笔势连绵不绝，离合聚散，大起大落，变态无穷，集众美而有象，写意境而无穷。使自己的情采和风格得以充分的体现。  
  　不管张旭的“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还是怀素的“醉来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都认为醉后的书法效果是最自然、最近乎完美的。那种酒酣迷狂的酒神境界是创作的最高境界。可见，酒及酒神精神对“颠张醉素”的美名有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四、唐代宗教逍遥无碍，心手两忘的人生哲学的提升性作用  
  　唐文化之所以宏大，不仅在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的“开明”，还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明，奉行儒，道，释三教并行，绝不推行文化偏至主义。正是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下，文人们的人生哲学以及意识形态下的艺术载体都多受宗教影响。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包扩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自然之和，人与宇宙之和。中国艺术自觉追求表现天地之心，拟太虚之体，因而也把和作为最高境界。书法的八种笔划，长短曲直，谋篇布局等无不以和为精神追求。即使如“颠张醉素”，无论其用笔造型多怪多奇，仍存在和谐的布局。张旭自言“公主担夫争道，又问鼓吹而得笔法，观公孙舞剑器得其神”；而怀素“尝观夏云随风变化，顿有所悟，遂至妙绝。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都体现了两位书家注重从人物形象和客观自然中探求着领悟的契机。  
       书家在自然万物中寻求的不正是书法之“道”吗？而“道”是道教中追求的最高范畴，就是万物排除一切“外役”因素而体现其自身之“自然”。书法之“道”就是表现物我一体的自然之道。看得出来，正是宗教文化的影响，要求在书法实践中人与自然精神的叠合同构，心手两忘，达到和谐化境的书道最高境界。  

　 张旭的《古诗四帖》，其文字内容都是道教仙境的，诗中的南宫、北阙、青鸟、烟霞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在草书创作中表现出对许多超自然现实的事物大胆追求，正是道家思想的投影，是神仙说激发了他的幻想和激情。这些，不禁使人在欣赏他的作品时能体会出它所贯穿的神仙思想，有飘飘欲仙之感，并以广阔的时空背景、大胆神奇的幻想、出人意料的构思和浪漫主义的激情等特征，成为书苑奇葩。 怀素作为一个僧人书法家，宗教和艺术之间自然有着某种神秘不可分的内在因果链条，充满生机活力的艺术作品，往往脱胎于晦涩、荒唐的宗教形式中。宗教借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美学由艺术走向宗教。怀素“得草书三昧”，这个“三昧”就是禅宗对事物的要诀和精义，主张禅定的修炼“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怀素在“禅”的境界中体验着人生理想、情趣。对万事万物的“禅思”与事物的色、形、相发生联系，与视听的影像和想象的意象相联系，从而逐渐由宗教意识而形成了审美意识，由宗教的“顿悟”到审美的“妙悟”。沉醉于物我相忘的禅境之中，放纵纸上笔墨，化作满纸云烟缭绕。盛唐以后，以禅入书，以书喻禅遂成风气。   正是基于唐代“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崇尚“壮美”审美趣味的导向，酒神精神的促进以及宗教文化的濡染，以及张旭、怀素出神入化的书法技巧，癫狂不羁的人格魅力，才有“颠张醉素”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活淋漓的经典书法现象，不仅在书法史、也在文化史上为中国璀璨的传统文化描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