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同与洋州茶事

李青石

         文同（1018——1079），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梓州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考中进士。《宋史·文苑传》说他“以学名世，操韵高洁”。北宋名臣文彦博任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时见到还未走上仕途的文同，由衷地称赞这位青年才隽“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苏轼在《墨君堂记》中评价他说：“与可之为人也，端静而文，明哲而忠”。从《宋史·文同传》和朋友们对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同是个性格沉稳、情趣高雅、超然澹泊、为人忠厚的人。但他又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主见、有担当的士子。由于他与当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政见不同，又不愿违心地随波逐流、附和权贵，所以走进官场后命运多舛、仕途不顺，只在中央只担任过员外郎、博士等无实权的清闲官职，多次被放外任，担任地方官员。他与汉中有非常深厚的缘分。熙宁六年（1073年），文同由陵州（今四川仁寿县）知州调任兴元知府，来到汉中这大汉王朝的龙兴之地。熙宁八年（1075年）初夏，文同接到朝廷免去他兴元知府的朝报，离开兴元回故乡四川梓潼省亲。

免官回到故乡的文同并没有因为丢了官职而感到沮丧和失落，他在《夏日闲书墨君堂壁二首》其一中叙述了他离职回乡时所渡过的一段舒适安逸的时光和呼吸到的自由的空气。他觉得离开俗务纷烦的官场，回到涪水岸畔宁静的故土，在青年时读书的故宅“墨君堂”前看竹林摇曳、听浅濑潺潺、任山风拂面，忘却了俗世的一切忧虑，令人气爽神怡。抚琴邀旧友，高山流水叙别情；烹茶酌老僧，清风明月说禅机。回想多年做官的艰辛，诗人感慨道：“却忆为吏时，荷重常满肩。几案堆簿书，区处忘食眠。冠带坐大暑，颡汗常涓涓。每惧落深责，取适敢自便。”然而文同并没能在故乡久留，不久又接到朝廷任命他为洋州知州的朝报。他再次告别故乡，返回汉中赴任。诗人在《夏日闲书墨君堂壁二首》中写道：“行将佩守符，复尔趋洋川。山中岂不恋，事有势外牵。尚子愿未毕，安能赋归田。”

熙宁八年（1075）10月，文同到了洋州（今洋县）任上。洋县，古称洋州，位于陕西南部汉中盆地东缘，在汉中以东一百余里，北依秦岭，南俯巴山，汉江横贯其中。境内有灙骆道穿越秦岭，是古代连接四川和关中的咽喉重镇。据《宋书·地理志五》记载：宋代的洋州辖兴道、西乡、真符三县，其所辖地域相当于今天的洋县、西乡、佛坪、镇巴四县。这里山奇水美、物产丰饶，是一片美丽神奇的土地，是国宝大熊猫和“东方宝石”的朱鹮以及金丝猴、羚牛栖息的故乡。

文同在洋州给世人留下最深刻的印像是一则成语“胸有成竹”或曰“成竹在胸”。文同与竹有非常深厚的情缘，他出生在盛产竹子的四川梓潼县，自幼就与竹为伴。出仕前曾在家乡附近的崇山之南隐居读书，这儿有一片广阔茂密的竹林。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竹子具有虚心、有节、挺拔、坚韧的美好品格，松、竹、梅被誉为“岁寒三友”，而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竹子均并列其中，可见竹子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后人赞美竹子“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文同最初学画也是从故乡的竹林开始的，他是中国美术史上以画竹著称的画家。文同画竹的成就是和他爱竹分不开的，他赞美竹子有“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的品格。秦岭南麓的洋州也是个盛产竹子的地方。位于洋州城以北十里灙河与贾屿河的交汇处的筼筜谷，两岸是坡势舒缓的丘陵，谷底清流澄澈、修竹参天，环境极为清雅幽静。如今的筼筜谷四周是世界珍禽号称“东方红宝石”的朱鹮繁衍栖息的地方，在距筼筜谷不远处建有国家朱鹮保护站。这儿是一片美丽而宁静的乐土，是诗人理想中的桃花源，文同用如诗的画笔描摹这儿的千姿百态的竹林，他曾将筼筜谷的竹林美景画作一幅《偃竹图》寄给远在密州的老友苏轼。他还用如画的诗语描写筼筜谷的风光，他在《筼筜谷》一诗中写出了仙境般幽静旖旎的景色：“池通一谷波溶溶，竹合两岸烟蒙蒙。寻幽直去景渐野，宛尔不似在尘中。”整个筼筜谷中清波悠悠、翠竹苍苍，放眼远眺青山碧碧、山岚蒙蒙。在这儿寻幽探微，移步换景、妙趣无穷。在如此静谧幽远的境界里，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人忘却尘世间的一切烦恼。

文同不仅是位诗人、画家，还是位极爱饮茶的“饮君子”。文同在四川邛州任通判时，曾得到友人寄赠的蒙顶新茶，恰好又得到了被人们称为“天下第二泉”无锡惠泉水，欣喜万分，作《谢人寄蒙顶茶》一诗记叙此事。他称这种茶“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诗人认为高山云雾的涤荡，仙山圣地的灵气造就了蒙顶茶独特的品质，“灵根托高顶，胜地发先春。”早春时节刚有了暖意，采茶女便提篮采摘新茶，经过精心加工、炮制，才有了上好的蒙顶茶。诗人说饮蒙顶茶“一啜咽云津”。并且“羽翼要腾身”，大有飘飘欲仙，羽化登天的感觉。正因为蒙顶茶有如此美妙的滋味，所以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送礼的朋友：“玉川喉吻涩，莫厌寄来频。”诗中所说的玉川是指唐代诗人卢仝。卢仝号玉川子，嗜茶如命，后世称之为“茶坛亚圣”。诗人的意思是我正像玉川子一样唇喉干涩，送礼送这样的好茶多多益善。看来茶叶自古以来就是送礼的佳品。

知道文同嗜茶，所以给文同送礼的人大都选与茶有关的礼物。一位任判官的许姓朋友赠给文同一幅画着茶器的画卷和写满茶诗的诗卷。文同无比喜爱，常常把玩欣赏，爱不释手。他曾写了一首《谢许判官惠茶图茶诗》的诗记叙此事。诗人说画中描绘的是各种饮茶器皿十分逼真奇妙，诗句也写得生动奇特。诗中写道：“成图画茶器，满幅写茶诗。会说工全妙，深谙句特奇。尽将为远赠，留与作闲资。便觉新来癖，浑如陆季疵。”（陆羽，号季疵。）友人赠送的诗画引的诗人也染上了茶瘾，也要像陆羽那样要钻研茶道了。

洋州不仅盛产竹子，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的重要产地之一。唐代的陆羽在《茶经》中谈全国茶叶产地时说：“梁州生金牛、褒城。”《新唐书·地理志》说：“兴元府汉中郡土贡土贡：谷、蜡、红蓝、燕脂、夏蒜、冬笋、糟瓜、柑、枇杷、茶。”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唐代汉中茶的品质是很好的，可以作为贡品进贡朝廷。从梁州分出的洋州在唐代也是山南重要的产茶区。《新唐书·地理志》说：“武德元年析梁州之西乡、黄金、兴势置，天宝十五载徙治兴道。”唐初洋州才从梁州分出独立设州。洋州自古就是茶叶的重要产区，至今古洋州所辖的西乡、镇巴县还是陕西优质茶的主要产区。

从唐代开始，茶叶就是中原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贸易的重要商品。也是从唐代开始茶马贸易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唐代茶马互市出现之前，中原王朝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它畜牧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以宗室之女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茶叶作为文成公主的陪嫁品传入藏区。《藏史》也说：“藏王松岗布之孙(即松赞干布)时，始自中国输入茶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茶叶传入藏区后，首先成为吐蕃上层人士的时髦饮品，饮茶也成了吐蕃上层人士奢侈的享受。唐代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为了满足吐蕃上层的消费需求，中原地区的大量名茶也输入到了藏区。李肇的《唐国史补》中记叙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监察御史常鲁奉命出使吐蕃议盟，到了藏区后在其帐中烹茶。吐蕃的赞普问他煮的是什么?常鲁神秘地说，这是“涤烦疗渴”东西，名之谓“茶”。吐蕃赞普说：“我亦有此。”派手下取出产于中原各地的名茶，并内行地一一对常鲁公介绍说：“这是安徽寿州茶，这是安徽舒州茶，这是浙江顾渚茶，这是湖北蕲门茶，这是蜀中昌明茶，这是湖南浥湖茶。”

唐代茶叶不仅传入吐蕃藏区，也传到中国西北的回纥各部，中原地区盛行的饮茶之风也逐渐向回纥民族蔓延。茶叶也成为唐王朝与回纥民族交易的重要物质。据《新唐书·隐逸列传·陆羽传》记载：回鹘“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由于西北少数民族以奶酪、肉类为基本食物，经过唐代数百年的饮茶习俗的普及，他们逐渐认识到茶叶的消食、解乏与弥补蔬菜摄取量不足的功能，对茶有了一定的依赖，茶叶也成了他们生活必需品。至今蒙、藏地区还流行“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等谚语。西部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的迫切性甚至超过了对绢、帛及中原地区其他手工业品的需求。这正是茶马贸易兴盛的重要原因。

到了宋代，宋王朝中央政府及西北少数民族政权都十分重视边境地区的“茶马贸易”。西北各少数民族对茶叶的依赖和需求更强。同时宋王朝因国防的需要对西北地区的马匹的需求也很大。与唐王朝相比，北宋王朝的版图小得多，它的外患也严重得多。为了国防和战略的需要，宋王朝每年都要通过边境贸易从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获得大批军马。而茶叶又是最受各少数民族欢迎的商品。北宋中期一驮茶（约100斤）可换回一匹马。《宋史·食货志》曰：“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今宁夏固原市）、渭（今甘肃平凉市）、德顺（今甘肃静宁县）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今甘肃临洮一带）。”

宋代，茶树是秦岭以南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茶叶产业也是当时洋州的支柱产业。苏辙在《栾城集》中说：“洋州(今陕西西乡、镇巴、洋县、佛坪)、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市）人户以种茶为生”。种茶的农民有专门户籍，官府称之为“园户”，就是宋代的“种茶专业户”。茶叶生产是园户们“赖以衣食，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的生存基础。洋州是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最近的产茶区之一，因此洋州和陕南其他州县所产的山南茶与蜀茶一道成为宋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重要物质。

文同任洋州知州时正是宋王朝在西北地区实行“榷茶法”的时期。所谓“榷茶法”就是宋王朝中央制定的茶叶专卖法令，由国家统一规定茶叶的买卖价格，低价收进园户的茶叶，高价卖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换取国家急需的马匹。这样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解决了军队战马缺乏问题。

熙宁元年（1068年）多年在西北前线考察军事的王韶向宋神宗赵顼上《平戎策》三篇，提出的“欲平西夏当先复河湟”的战略构想。王韶的想法得到了宋神宗及当时执政的改革派领袖王安石的支持。宋神宗立即召见王韶，亲自询问经营西北的方略。王韶应答自如，深得宋神宗的赞赏。宋神宗评价王韶：“以文学知名，素怀忠义，沉毅慷慨，富于机略。朕召见面问，实知其才。”当即任命王韶为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秦凤经略司中的机要秘书），使王韶直接进入了西北前线的军事决策中心。宋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八月，朝廷设置洮河安抚司，命王韶领其事。王韶开始实施他在《平戎策》中的战略主张。王韶谨记主要敌人是西夏，对河湟蕃、羌各部则采用“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策略。他首先招抚了青唐吐蕃中最大的一支俞龙珂部。后王韶又剿抚并用、恩威兼施，使河湟地区许多吐蕃、羌族豪绅率部投诚，收复青海东部方圆一千二百余里土地。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五月，宋神宗为了收复河、陇地区下令筑古渭城（今甘肃陇西）并设通远军（军是宋代所设的一级行政区划，与府、州、监同隶属于路），任命王韶为知军。熙宁五年七月，王韶又引兵筑城渭源堡（今甘肃渭原）。八月开始对不肯归附的羌人部落实施武力征讨。先后破蒙罗角和抹耳水巴等部。王韶身先士卒，亲率大军直趋抹邦山，翻越竹牛岭，深入险境，，大败玛尔戬部首领瞎药，降其部落2万户，夺取武胜(今临洮)，并筑武胜城，宋神宗下诏以武胜建熙州，合并熙州、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及通远军（今甘肃陇西）设置熙河路，升迁王韶伟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熙河大捷。

由于新设的熙河路人口较少，没有什么税赋收入，王韶军队的后勤给养全靠邻近州郡供给。开放边境贸易是朝廷为西北前线筹措军费的一种办法。熙宁七年，王韶建议在熙河实行茶马互市。王韶说：“西人颇以善马至边，请趣买茶司买之”。宋王朝这样采纳了王绍的建议，在熙河等地设买马场，在四川、陕南等产茶区推行“榷茶法”，由把政府统一收购的茶叶运至熙河地区换取马匹。陕南靠近甘陇，宋朝就近以陕南茶、川茶换取马匹，以充军用，汉中成为茶马互市的茶叶重要集散地。这就是《宋史》中所说的“汉中买茶，熙河易马”。

“榷茶法”的实行虽然给宋王朝中央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政府低价收进收购园户的茶叶，高价卖给西北吐蕃、羌、回纥、党项等少数民族，买回军事上所需要的战马，官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解决了军队急需的马匹。但这种政策是以牺牲广大茶农和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种茶园户以极低的价格将茶卖给政府，还得自己肩挑背驮运往州郡集中，无形中又给茶农增加了不小的负担。由于“榷茶法”的坑农，加之贩运私茶有丰厚的利润，所以有许多商人不顾朝廷法令的禁止，铤而走险贩运私茶。茶农也愿意将茶叶卖给出价较高的茶叶贩子。宋王朝政府为了杜绝商人与茶农私下交易，对园户实行了登记造册，严格管理。据《宋会要·食货》记载：各州县茶园户须“仰赴所属州县，投状立茶户，官为籍记，非投状充户人，不得与客人买卖。”朝廷还用严刑峻法残酷打击私贩茶叶活动。一旦查出商人私贩茶叶立即逮捕，下狱后“五木巨械，钳首贯足，拷一逮十，拷十连百，囹圄无虚”。宋王朝的“榷茶法”打击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也激化了茶农与政府的矛盾。

文同一到洋州上任就面临着许多困难。郭鹏先生主编的《汉中地区志》说：文同“任洋州知州时，因州城年久失修，境内山高林深，时有盗贼出没。文同上奏朝廷，重修州城，增添兵丁，民赖以安。”同时文同还要面对因“榷茶法”的实施茶农与政府尖锐对立的矛盾。文太守治理洋州心为民所系，思为民所想，察民疾苦，体民炎凉。他在了解茶农的具体困苦后上奏朝廷建议废除“榷茶法”，使“洋州民大悦。”文同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尽量照顾茶农的利益，刺激洋州的茶叶生产，改善洋州百姓的民生状况。作为地方长官，他能造福一方。但他的能量毕竟是有限的，他无力改变朝廷的“榷茶法”的实行，据史料的记载宋王朝的“榷茶法”一直实行到南宋时期。但是文同在任期间能使“洋州民大悦”，可见他是一位清正廉明的能臣干吏，为洋州的茶叶生产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文同告别了洋州山水、结束了汉中生活奉调回京师，其后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正月文同离京前往湖州赴任。据《宋史·文苑传》记载：（文同）“至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宛丘驿，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文同从京师汴梁出发不久到陈州后突发重病，一病不起，客死他乡，享年六十二岁。洋州是文同人生的重要驿站，洋州的青翠茶园和茂林修竹滋养了他的艺术生命，成就了他的艺术事业。在这块土地上，文同也展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洋州的青山绿水和父老乡亲也永远缅怀这位曾造福这方土地的大画家、大诗人、清廉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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