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书迹之三十九

知县书法——马允刚《王军门碑》

勉县武侯祠东有马公祠，马公祠西原有三公祠。

三公祠，清朝沔县官府为了旌表在与白莲教作战殒命的三位将领韩嘉业、王文雄、鲍贵而建。《沔县志》载：“王军门，鲍参戎皆韩公殁后松制军（松筠）调御贼者也，后战殁于西乡县，王赐建威将军，鲍赐振威将军，俱有功于沔，故沔人以之配享韩公”。

三公祠现已无祠。而三公祠中原有一碑《王军门碑》，现立勉县武侯祠。

《王军门碑》是清嘉庆五年，沔县政府为了表彰固原提督王文雄为朝廷尽职尽忠而立的庙碑。清朝人习惯称“提督”为“军门”。嘉庆四年，王文雄随陕甘总督松筠进驻沔县，抵御白莲教起义，后战殒于西乡。

王文雄（？--1800），字叔师，贵州玉屏人，祖藉仓州，明洪武四年，其先人征黔而定居。是乾隆中后期至嘉庆前期的一位将军。行伍出身，有文韬武略，身经百战，因军功而不断被擢迁。曾征战缅甸、金川等，斩杀俘获甚多，功劳颇大，被升任为山东兖州游击，又以缉盗功再次擢迁为直隶通州协镇，为副将。《清史稿》有其传略。

嘉庆元年，从襄阳发生川、楚、陕、甘、豫白莲教起义，王文雄被遣驻豫、鄂边，任南阳镇总兵。

嘉庆三年春，白莲教首领王聪儿率军数万人从西乡、洋县越秦岭，突袭郿县，抢占周至，直逼西安。王文雄带领本部二千人驰援，五战皆捷。迫使白莲教军退出关中，省城西安危机解除。王文雄官升固原提督。

嘉庆四年，王文雄被陕甘总督松筠调驻沔县，专剿陕境窜匪。王文雄率部驻沔，沔民获安。其间，王文雄数率其官兵赴西乡与白巾军战，屡战屡胜，西乡为之立生祠。

嘉庆五年夏，白莲教起义军大队人马云集西乡。王文雄率所部赴西乡力战，左臂被砍，落马战死。西乡官民后来掩埋殒命官兵，并立碑记其事，命名为“官兵坟”，碑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王文雄的英烈事迹传闻皇上，“仁宗震悼，封三等子爵，祀昭忠祠，谥壮节，谕慰其母，赐银千两”。沔民感其德，县府益其壮，遂改韩公祠为三公祠，祀韩嘉业、王文雄、鲍贵。县令马允刚为王文雄撰文立碑，这就是汉中勉县著名的《王军门碑》。

《王军门碑》主要记述的是王文雄战殒西乡的过程和在沔县的一些善政。1973年3月，勉县政府组织调查古迹时，在马公祠附近发现此碑，碑已残，下段断佚。残碑高79厘米，宽72厘米，厚13厘米。碑额右行横刻楷书“王军门碑”四字，正文28行，满行33字，共约900字。碑竖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十二月，是当时知沔县事马允刚撰并书的。

据《沔县志》载：“马允刚，直隶开州人，举人。崇正学，毁淫祠，性刚介不可挠以私，军兴时结寨团勇，屹然为一方保障”。

马允刚曾任镇巴县同知，并做了很多善事。《镇巴县志》：嘉庆十七年(1812) 同知马允刚在城东门内创建班城书院。嘉庆十九年(1814) 同知马允刚，筹买城东平溪山（上至庵垭梁顶，下至山根）禁耕植木，固土保城。嘉庆二十四年(1819) 同知马允刚力请分设厅学，道光元年(1821)被朝廷批准，由西乡县分设儒学训导一员，分拨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额各4名、岁科试附学生员额8名。自此，定远文武童生不再去西乡合考。

马允刚曾任安康知县。清嘉庆间，安康双溪寺日杲禅师，湛深佛理，深得郡人信仰。安康知县马允刚欲为置产，作为寺中僧人的膳食，被禅师谢绝。安康新城东门外原为书院的文昌宫是清嘉庆十二年（1807）由县令马允刚所建。

马允刚曾任定远厅同知。嘉庆十九年(1814年)，汉中府定远厅绅粮公请捐钱买下城东平溪山，植树禁耕，防止水土流失，以减少、减轻洪水灾害。时由厅同知马允刚主持，传召各山主勘界立碑，议定买山价格。

马允刚在任勉县知县期间，更是做了许多大事，并留入史册：

一是在武侯墓设置了真假两墓。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陕甘总督松筠根据风水先生谭南宫的妄说臆断，而令当时勉县知县马允刚“限期一月竣工，在此垒土加坟”以实其说，所垒起的即所谓“真墓”。自此以后，武候墓才出现了真假之说，让客人难以辨出孰真孰伪。

《勉县志·大事记》载：四年(1799）陕甘总督松筠来沔凭吊武侯墓，其随行幕宾谭南宫妄指武侯墓应在大墓西南高坎处，松筠信以为然，当场命知县马允刚，另筑一墓，即今“后坟亭”（《忠武侯祠墓志》）。

二是在武侯祠修琴楼3间。琴楼是清嘉庆七年(1802)沔县知县马允刚建，上为高台歇山式，下为券洞式甬道。楼上供刻有“章武元年”石琴一张，明张岱所撰文的木刻一屏。

三是马允刚有文才，尤以给沔县武侯墓、祠，马超墓、祠撰写了许多诗文、匾联而得以传世。如：

两汉以来无双士；

三代而后第一人。

诸葛大名争仰止，

江山胜迹数登临。

四是马允刚在书史中虽无甚书名，但其在陕南做官多年，崇佛建庙，重视教育，教化民风，多有清名，因此，从《王军门碑》可以让后人一观这位造福一方的县官的书法风采。

附：《王军门碑》文

从来口愁敌恺、尽节疆场者，必上蒙国卹，上享民祀，此国之常典，民之常情口。口口口祀，非第以其能死，以其忠能也；非徒谓其节不可泯，谓其功不可没也；伟哉！建威将军固原军门王公之站殁于西乡也，忠矣！而功更有足多者。公自公元口口口贼来陕，三年二月，贼目高均德大肆猖獗，出宝鸡口，东掠斜峪关，扰及郿县口口口口万，未敢轻敌。公以偏师三千人御于周城之西，站三日夜，贼恃众不退，口益口。口口：“此报国时也。贼虽众，不足怖，但勿轻动，动则败，勿擅退，退则诛。”巡垒三匝，土气口口，口口斩首数千。凡五站，周围以解。秦中丞叹曰：“军兴以来，遇贼屡矣。未有若此之口口”。口口上赐物甚伙，升固原提督。周民争持牛酒以献，为立生祠于武苗侧。旋奉旨在汉南一带防堵、遇川楚教匪之入陕者。是年四月，贼至西乡窜入沔境烧及口口口口楚贼匪入陕门户。公两年以来，经十余战。无战，贸易不胜、川楚之贼不得长驱入陕者，赖公力相资相安。署西乡令宋公有政声，公益鼓励之，是以西乡民亦公立生祠。宋公兵单失利，移军于罗家营。宫保松制府调公来，公兵到黄沙，贼即遁，因留口。兵       纪，重惩之；好察询民风，有赴营饮食物者，赏之过其物，遇农民说究农事，询问口老。公留沔八十余日，民甚德之。继以西乡告急、兼西乡民有亲来救援者，故复移口口口。贼皆屡欲率众来陕、胥惧公折回；德参赞在川得以每站必克者，亦因公为之堵截也。口大经略自阶、秦、徽两处等处逼剿回川，于七月廿有三、四、日，由沔南各境匪众先发，公当数迈铤而走险之贼，东追西逐，驰击数百里，连站三昼夜，矢尽弦绝，人饥马乏，众始有困惧意。乃忽有贼众数千，自旁沟突出来攻，我兵腹受敌，兵遂溃叁戎（惧），公曰：“惧丈夫手？”遂遇害。鲍叁戎从公久、感公意，亦力站而死，家丁随公死者数十。公上不负国，下不负身矣！一死重于泰山，公之谓乎!公虽武人，体貌俊伟，亦通书史如儒者，公祖贯仓州、前明洪武四年，先人随军征黔，因家于乎奚谷。弱冠入伍乾隆丁亥岁以军功升任山东兖州游击，又升台庄叁府，又以缉盗功升直隶通州协镇。其殁也，皇上闻奏叹息，晋封三等子爵世袭。沔民痛公之殁，思公之恩，请为建公祠，以表忠烈云尔！

特受文林郎，知汉中府沔县事大名府开州马允刚撰并书。

署沔县曲史山西芮城谢大名监修。  
  

汉中书迹之四十：

儒官学识与情怀——阮贞豫《捐置张念先君遗族田产记碑》

阮贞豫，字翰伯，安徽合肥人，清末生员。民国6年（1917），曾任镇巴、南郑县知事，后任白河县令。民国9年（1920），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阀吴新田率陆军第七师来汉中当督办。阮系吴的亲戚，乃复任南郑县知事。民国13年，汉中道尹王炳坤病故，升阮为道尹。民国17年（1928）10月，冯玉祥派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十三军第八师师长张维玺率部来汉中，吴新田所辖各部向安康老河口转移。阮贞豫随吴军至白河，其宦囊为吴军洗劫一空，只好返回合肥，后不知所终。

做官一任，造福一方。阮贞豫在汉中为官多年，做了很多善事：

1、在汉中移风易俗。据《三秦游》网《汉台区服饰习俗》一文介绍：汉中人最早无戴帽习惯。三国时以青白布帕裹头，言为诸葛亮戴孝，此习蔓延时间长。民国6年（1917），知县阮贞豫行禁，大大减少。随后一段时间，妇女改用黑丝帕裹头或用巾搭头，以视美观。他还在闹市集中之地，由各街道各乡镇聘年老儒士，宣讲古今伦理故事，移风易俗。

2、资助《续修南郑县志》。民国11年（1922），阮贞豫资助《续修南郑县志》出版，并亲自写《序》云：“以一序弁首，然而嘉善而矜不能，亦有司之责也。故聊复数言，以彰诸君子之盛举，并志余愧云。”作为行政长官，既能资助，又序言恳切，实是对汉中文史的支持。

3、重视教育。申请开办道立第一单级师范；聘请龙文前往直、鲁、豫、晋、浙、沪，考察学务。民国12年（1923），又派徐维道、李鸿福前往宁、浙、晋、直，考察自治实业教育。民国13年（1924），汉中道第一次教育行政会议，决定汉中联立中学采用三三制（原为二四制），增办高中班。又委派熊文涛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会议。民国14年（1925）帮助在西关修建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五年制），为汉中普及小学教育培育师资。1926年，阮贞豫在汉台创建了淑行初级女学校和正蒙初级男学校。

4、资助《汉中府志》。民国14年（1925），阮贞豫带头捐资七百元，集资重刻严如煜《汉中府志》。

5、募捐培修宝峰寺。民国13年（1924），汉中道尹合肥阮贞豫、白河信士程煜中等捐款募款五万数千文，重建哑姑庙四合院，次年竣工。民国15年（1926），阮贞豫与幕宾程煜中带头募捐，维修哑姑山宝峰寺。

6、募捐刊刻王世镗《稿诀集字》。民国17年(1928)，阮贞豫命程立中主持，邀集沙品三、张士如、岳渊渟、杜勉常、王蕴山、胡介人、张书亮、徐泽生等名流，将汉中著名书法家王世镗的《稿诀集字》刻石，嵌于该道院南厦过道，传诸后世。

7、在汉中传播国学。阮贞豫在道署之东西两院，设“国文专修讲习班”，聘王幼丞、何省三主讲；在联中礼堂设讲经会，聘王幼丞、赖承昭主讲四书五经。

8、重视汉中书画。阮贞豫在古汉台内增建“竹林阁”，将桂荫堂整饰一新，招贤纳士。汉中名流王幼丞、王世镗、徐泽生、陈次石等在此展纸挥毫，吟诗作画，盛极一时。阮贞豫又集碑刻15方，在古汉台建立储石碑廊。

9、重视汉中实业。民国十一年（1922），阮贞豫为促进汉中实业发展，曾拨库银一千元为官股，由况正阳再筹集私股，开办第一纺织染色工厂，倡立“贫民教养工厂”。

10、重视汉中地方曲艺。阮贞豫支持民众组办的“醒民学社”、“正乐社”、“永乐桄桄剧社”等文娱社团，充实乡镇庙会内容，引人为善。

阮贞豫虽是一名地方官员，然好文事，善书法，书踵汉魏。曾以古汉台为基地，创修竹林阁，建储古碑廊。其书作今有石刻、墨迹传世。古汉台存阮氏撰文并书的碑刻有《捐置张念先君遗族田产记碑》、《储古》碑、《竹林阁》和《汉中道署十景诗碑》，而《汉中道署十景诗碑》虽落款为“中华民国十四年岁次乙丑夏闰四月合肥阮贞豫题并书”，而从书法角度来看，当是阮氏撰文，王世镗代为书丹。

在阮贞豫传世的书作中，其代表作是《捐置张念先君遗族田产记碑》。该碑于民国十四年（1925）春阮贞豫撰文并书写，现立于古汉台南院碑间。

张念先，南郑梁山人，肄业于汉南书院，民国三年（1914），受聘为阮贞豫幕僚。深受阮氏器重，事无巨细，竭诚相助。阮贞豫升汉中道尹后，张念先为其秘书，因过劳致疾，于民国十四年（1925）初去世。阮贞豫自捐俸钱为其家属购田九亩一分，并亲自撰文书丹，这就是阮贞豫的代表书作《捐置张念先君遗族田产记碑》。

《捐置张念先君遗族田产记碑》文有云：“俾后之览者，知君之所以助余，余之所以报君者。”古人道，士为知己者死，阮贞豫和张念先，真是官场上的一对知音。

《捐置张念先君遗族田产记碑》为楷书，书法水平为清之馆阁体，但也颇为严谨。其书，能真正体现阮贞豫这位儒官造福一方的文人学识；其文，又能体现阮贞豫这位儒官体恤下属的人生情怀。

      汉中书迹之四十一：  
  

治水与射虎——宋朝《杨从仪墓志铭》碑

杨从仪（1091～1169），字子和，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省凤翔县）人。南宁绍兴五年（1135）、乾道元年（1165）两任洋州知州。

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大举入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朝廷召募抗金将士，杨从仪在原州（今甘肃镇原县）从军，在秦冈副总管兼知凤翔府吴玠将军率领下，身经百战，英勇杀敌，先后立战功17次。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任和州防御使，赐爵安康郡开国侯，食邑1700户。绍兴五年（1135），任洋州知州兼管内安抚使。任期，勤政爱民，深得人心。他察知洋州旧有八堰，久废不治，民众焦愁，即主持修复。对八堰中最大的湑水旧堰，填石筑坝，开渠引流灌田，又增设营田十四屯，复税5000余石。民众深感其德，称湑水堰为“杨填堰”，并在堰旁为其建生祠以示永念。十年，金兵复趋凤翔，陕右宣抚使胡世将调他为凤翔知府兼管内安抚使，就守于和尚原。乾道元年（1165），杨从仪复知洋州兼管内安抚使节制军马。到任之日，民众相迎者络绎不绝，并举杯相贺：“复得吾邦旧使君矣！”

杨从仪二知洋州时，年已74岁。他自感“力所不逮”，乞退归里未允，常利用军旅、公务之暇，阅读诸史、兵书，采集历代战例，分门撰成《兵要事类》30卷。乾道二年（1166），朝廷准许他“介梁洋间闲居”。五年二月十八日，病故于住所，葬于杨填堰堰首之生祠旁（今城固县境内）。墓前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书墓碑1通，上刻隶书“宋安康郡开国侯杨公从仪墓”。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填堰修于西汉初年，在城固东北十五里，洋县四五十里，垒石为堰，拦截湑水，灌溉城固、洋县24000余亩，为汉代肖何所修。宋代杨从仪大加修竣。据现在城固县的杨从仪墓志铭称“初，洋州有杨镇等八堰，久废不治，公皆有葺之，灌田五千余顷，复祖税五千余石，又增营田十四屯，公私以济，民为立祠”。元、明、清均因堰毁而重修。

杨从仪不仅因修杨填堰而惠及百姓，还在汉中因射虎救人而留下传说。《杨从仪墓志》载：

“公（指抗金英雄杨从仪）善射，发无不中。尝偕五人刘赞子羽行饶峰岭，有虎突出薄间，人皆辟易，公跃马而出，以一矢毙之，故射虎之名喧达都下。”

关于杨从仪射虎，原褒城县鸡头关北天心桥侧一通诗碑纪其事曰：

“总管太尉杨公偕刘参赞子羽行饶峰岭，有虎突出丛薄中，挟一矢殪之。旁观流汉辟易，真古所谓英伟豪杰之士欤！因作长句以纪其事：

猛虎眈眈威百步，一矢殪之侯其武。

当时得俊惊倒人，此事今无闻往古。

孙郎登车方控弦，千钧石弩伏道边。

终日获彪合足数，中石没羽还徒然。

岂如踵哮负林谷，跃马弯弓洞胸腹。

须知勇锐敌万人，下视彪虎同麋鹿。

声名藉藉喧上郡，边头何忧羌与胡。

愿凭顾陆丹青手，画作洋州射虎图。

绍兴（1144年）甲子十二月丁酉石匠□成立，独孤圯利，武经郎拔发□□兼提衙兵□超，武经大夫□参左使兼辖兵□□成立石”。

此碑今佚。碑文存清万方田、罗秀书等辑注《褒谷古迹辑略》。

在城固不仅有杨从仪墓，还有杨四将军祠。据《关中胜迹图志》载：“杨四将军祠：在城固北十五里。”《陕西通志》载：“宋绍兴二十九年建，祠总管杨从仪。”可见，杨从仪在汉中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惠及千万农民，黎民感恩戴德，给其立了生祠，号称“杨四将军庙”。汉江流域的几十个县多有“杨四庙”。因为他治水泽民，有些在“四”字左旁加了三点水，成为“杨泗庙”。

《杨从仪墓志》，又名《宋安康郡开国侯杨公墓志铭》，宋乾道五年(1169)刻。原存于城固县丁家村南杨从仪墓前亭内，“文革”中残为五段，近年经粘接复原，藏于城固县文化馆。志石为长条形，高228厘米，宽108厘米，厚20厘米。额篆书“宋故和州防御使提举台州崇道观安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七百户食实封一百户杨公墓志铭”。志文楷书，四十一行，行一百二十字，共四千多字。袁勃撰文，李昌锷书，王椿篆额，王杰镌字。杨从仪为南宋抗金名将，追随吴玢、吴璇屡立战功，惜《宋史》未为立传。

《杨从仪墓志》详细记载了南宋抗金爱国将领杨从仪的生平事迹及战功。楷书41行，满行120字，由袁勃撰文，李昌锷书，王椿篆额，王杰镌字。查李昌锷、王椿在书法史上均无书名。但杨从仪在汉中颇有声名，在城固既有其墓，又有其祠。《杨从仪墓志》是汉中宋人楷书的又一重要史迹。

汉中书迹之四十二：

亲王手笔——勉县武侯祠《果亲王题诗碑》

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1687－1738年）封果毅亲王，清康熙帝第十七子，雍正帝异母弟，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初二日寅时生，庶妃陈氏即纯裕勤妃出。其初行次为第二十七。旗籍正红旗。自幼从学沈德潜，豁达识体，不参与皇权之争。且又聪明持重，政绩斐然。乾隆即位后，授总理事务大臣，其死后，乾隆帝深感若失股肱。工书法，善诗词，号春和堂、静远斋，好游历，四川名山大川皆布其足迹，留有遗踪。著有《春和堂集》《古文约选》等。

果亲王历任职位：

雍正元年四月，封果郡王，寻命管理藩院事。

三年，以实心为国、操守清廉，特命食亲王俸，班在顺承郡王上。

六年二月，以效力忠诚，晋果亲王。

七年七月，命管工部事。

八年八月，命总理户部三库事。

十一年八月，授宗令。十月，命管户部事。

十二年七月，命往泰宁，伴送达赖喇嘛还藏并巡阅沿途驻防及绿营官兵。

十三年四月，回京。五月，命值办理苗疆事务处。八月,雍正病危，受遗诏辅政。乾隆即位，命总理事务，解宗令，管理刑部。十一月，赐食亲王双俸，免宴见叩拜。

乾隆元年三月，以事夺双俸。

三年戊午二月初二日丑刻卒，年四十有二，谥毅。

雍正册封果亲王时的《上谕》：

雍正六年二月

上谕宗人府：“果郡王为人直朴谨慎，品行卓然。朕即位以来，命王办理理藩院及三旗事务数年，王失志忠诚，毫不顾及己私，执持正理，概不瞻徇，赞襄朕躬，允称笃敬。王微有弱疾，虽偶尓在家调养，而一切交办事件仍然尽心料理。今承我圣祖皇考六十余年至圣至神，化洽宇宙之恩，普天共享生平，固无庸似者年诸王效力于其间。朕以为若能尽心为国，备极忠诚，恪守臣子恭顺之道。其人为尤甚，其事为尤难，着将王晋封亲王，为朕之子弟及世世子孙之表范。”

果亲王书法醇儒厚正，神韵天成。在李豫川先生《果亲王四川留墨迹》一文中说：

康熙晚年，因继承帝位而起的争夺战，在诸皇子之间愈演愈烈，“兄弟阋于墙，情如水火，势同敌国，各结党羽，相互排陷，明争暗斗。”允礼先依附皇八子允祀，岂料后来登基的却是皇四子允祯，也就是雍正皇帝。雍正一上台，便对政敌允祀一派大开杀戒，令允礼惶恐不安。幸得与他情谊甚笃又深为雍正信任的皇十三子允祥极力为其说情并保荐，他才获得雍正皇帝重用，被封为果亲王，先后掌管工部、户部和理藩院事务。由于允礼经历了争夺皇位的残酷斗争，深知宦海风波险恶，加之自幼体弱多病，故每日退朝后，辄焚香独坐，修持禅诵，潜心于诗词书画，远离官场纷争，自得其乐。

果亲王书迹较多，著名之作，首数成都杜甫草堂工部祠“少陵草堂”石碑，另在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书有“名垂宇宙”的金字大匾。其实果亲王书“名垂宇宙”匾在勉县武侯祠亦有一块，与成都武侯祠 “名垂宇宙”匾基本同时，写于1734年。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果亲王受命代表中央政府，伴送达赖喇嘛还藏，并巡阅沿途驻防及绿营官兵。公务之暇，他遍游名胜古迹，作诗题书，留下很多诗书遗迹。在路过沔县武侯祠时，痛感该祠破烂，责令地方官员限期维修。并题两匾：“醇儒气象”、“名垂宇宙”，另写七律一首：

遭逢雨水自南阳，将相才兼管乐长。

羽扇风流看节制，草庐云卧裕筹量。

丹心一片安炎鼎，浩气千秋壮蜀疆。

庙貌嵯峨沔水侧，入门瞻拜肃冠裳。

和硕果亲王题

随后，他护送着七世达赖喇嘛，由沔入川，瞻拜了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等，西出打箭炉（今康定），途经昌都、工布江达、墨竹工卡等地，于7月抵达拉萨布达拉宫，然后回京覆命。果亲王身体本来不太好，经过这次万里跋涉，健康状况更差，三年后便与世长辞，年仅42岁。

果亲王在勉县的《题诗碑》为青石，保存良好，碑首上刻二龙戏珠，碑身两侧为阳刻升龙纹饰，碑座浮雕二龙戏珠，一派皇家气象。碑现存勉县武侯祠院内。

汉中书迹之四十四：

兵家与居士——清管金聚《英雄神仙》碑

进入陕南留侯祠，首先映入眼帘的，有四个大字：“英雄神仙”。这四个大字，之所以能首先映入游人眼帘，一是因为这四个字刻立在最为醒目的地方；二是因为这四个字较大；三是这四字从书法上来看，是典型的颜体榜书；四是这四字最能与张良的一生相贴切。

《英雄神仙》碑位于张良庙北花园南角的“拜石亭”前，碑高2.6米，宽0.84米，落款为：陕南镇守使管金聚敬书时在己未仲秋。由此可知，“英雄神仙”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为中华民国8年(1919)陕南镇守使管金聚撰并书。

管金聚（1896-1927），字宝斋。郓城县水堡管赵楼村人。他自幼家贫而有志，聪明过人，过目不忘。后投笔从戎，父母认为不守本分，多次反对，他就将家中一头小毛驴牵走买掉，做为路费，去了关外，投奔在张作霖部下当兵。由于他重义气，作战英勇，很得张作霖赏识和重用，越级提拔为军官。

管金聚先在河南做过管带（相当于营长），1914随陆建章赴陕任团长。1916年夏任旅长，番号15混成旅，下设三个军，15个整编师和一个黑马团，军威大震。他先任混成旅长，兼任陕南汉中镇守使，与当时与冯玉祥14混成旅并驾齐驱。1917年入川帮助攻打护国军。1918年，护国军胜利，管金聚退回汉中，随之被打败的北洋川军刘存厚军也退到汉中，陕西督军划汉中为刘存厚驻地，管金聚退到凤州。1919年管金聚出兵北上攻打陕西靖国军，占领宝鸡。南北议和后，管金聚率旅部及一个加强营退回凤州。1920年5月，云南支援陕西靖国军的叶荃八军，经凤州返回四川，击溃管金聚部，俘获管金聚。因为叶荃使用了诡计，觉得对不住管金聚，加上管金聚此人为官尚属比较好的，所以，释放了管金聚。管金聚被放后去了宝鸡。约在1922年，冯玉祥入陕还曾经要派人和驻扎在宝鸡的管金聚联系。这以后，管金聚不愿参加国内战乱，解甲归田，隐居于开封，闭门不出，专心事佛，人称管老居士。1927年病故。

镇守使为中国北洋政府时期临时军事官衔编制，设置于省内某一要地，职权与前清总兵类似（有不少镇守使就是有原总兵改置），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分区司令，其官署则称为镇守使署。镇守使均由中央陆军部任命，常由现役师、旅长（中、少将）中派充，设立法源为1913年12月19日实施的《护军使暂行条例》。后人多将此时期的镇守使归为北洋军阀之一。直至1920年代末期，随着国民政府象征性统一中国后，镇守使官衔编制才陆续取消。

陕南镇守使于1913年6月设。曾任此职的有：

张钫（1913.6.13任-1915.5.21免）

陈树藩（1915.5.21署-1916.1.25调）

贾德耀（1916.1.27署-1916.7.25辞）
　　

管金聚（1916.7.15兼-1920.6.9免）  

张宝麟（1920.6.9任-1921）
　　吴新田（1921.12.28任-1922.3.24免）
　　刘宝善（1922.3.24任-1925.1.14免）　

张耀枢（1925.1.14任-1926）

管金聚兼任陕南镇守使时，提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正廉洁，知人善任。其亲友跟随他多年，有才能的才升官，无作为的只管饭不给钱。其村有李姓人，做了褒城、风县两任知县，很得他的赏识和百姓拥戴，离任时百姓自发送了万民伞。管金聚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只要是鲁西南人，但凡前去投奔者，就有吃有住，临走给足路费。其官风在陕西，特别是陕南一带德高望重，有口皆碑。当时，陆军总长段祺瑞称管金聚为“兵家”，并亲题“将有儒风”相赠。

《英雄神仙》碑书写时间为已未仲秋，《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载：“1919，中华民国八年己未一月，陕南镇守使管金聚自凤县攻占宝鸡，败靖国军。”从时间和史实来看，此碑是于1919年10月，管金聚进攻关中靖国军后游历张良庙所立。

  “英雄神仙”四字对张良来说，是其一生最好的概括。而观管金聚一生，先是兵家，再是居士，似也受张良的影响，如此，也可以说，“英雄神仙”也可说是管金聚一生的追求。

汉中书迹之四十五：

书论家的行书——清张绳直《临池臆说》碑

张绳直先生是晚清汉中城固县书法的一个代表人物。

在书法理论上，张绳直先生留下了《临池臆说》一文，在书法创作上，既有楷书《祖师田氏传》传世，又有行书《临池臆说》碑传世。其书法水平，完全可以侪身于清朝书法名家行列，可惜其身处于偏僻小城，后人又缺乏研究与宣传，张绳直先生也就只能默默无闻。

张绳直先生《临池臆说》碑，原在城固西1.5公里野鹤观中，1958年生产队抬到库房放化肥，有些字已脱落。1980年文物普查中运存五门堰文管所。碑高190厘米，宽85厘米，厚20厘米。两面刻，每面分3段，每段25行，每行12字。末署“张柳堂著并书”。款识：“嘉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1820）七月望日”。柳堂，即张绳直，举人，曾任知县，工书法。

张绳直先生《临池臆说》，是一篇书、论双璧之作。作为书论，张绳直先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写成《临池臆说》一文，归里后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手书刻石。他将自己的学书经验加以总结，缀而成篇，著成汉中书法史上第一篇丰富的初学书法导论。其内容，前半部分推行“永字八法”之用笔，后半部分评晋、唐、宋、元、明各书法家之优劣。

作为书法作品，《临池臆说》碑能充分体现张绳直先生的行书水平。

张绳直先生对行书很有研究，这从他的《临池臆说》一文中要以知道他对王羲之一路书风比较看重。而他的行书，主要面貌是从《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而来，他有一件传世的《张绳直临王书圣教序中堂》墨迹，从其结构的把握，和用笔的灵活来看，张绳直先生已经深得《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精髓，可说此作为形神兼备的临王佳作。

而张绳直先生的《临池臆说》碑正文，亦是行书，更是成熟的王系书风，很多字的结体，完全胎息于《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综观上述两件书作，可知张绳直先生的行书，基本上是学习王羲之而来。据说在民国时期，很多人专程来拓此碑，兼之此碑碑文为小行书，这也就导致了此碑字迹现在很多已经漫漶不清。如果现代人能以拓片再刻的话，自然是对张绳直先生，乃至于汉中书法，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汉中书迹之四十七：

书论家的精心唐楷——清张绳直《祖师田氏传》碑

       在汉中书法史上，楷书是汉中书法的重要书体，这是因为有《石门铭》的缘故。民国时期的楷书尤盛，特别是出现了王世镗、文伯子这样的大批善长楷书的大家。在解放后，又出现了徐毓泉、张文德、魏俊初等诸先生的楷书。但实话说，他们都是以魏碑楷书见长。而真正如陈竹朋先生那样以唐楷立世的，实在是少见，而张绳直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张绳直的传世书作，除了偶见的行书墨迹外，主要有两件代表作品，一是行书《临池臆说》碑，石刻碑文存五门堰文管所。另一个是唐楷《祖师田氏传》碑，碑也在五门堰文管所，只是其名气没有《临池臆说》碑那样大。

《祖师田氏传》碑的碑文节录如下：

祖师姓田氏，法名宏善，号野鹤世派，曰真口口王考讳继安，妣氏王生，兄弟三人。祖师其长也，幼多疾。出尘于邑之集灵观。长通诗书、礼乐、道经、儒术、诸子百家，皆拜师静机道人教也。静机，山东莱州人，繇武进士，为龙门派第五代法裔。视祖师为子。静机化，祖师所偷习兵法，亦既熟，适逢闯叛，投邑之康将军麾下，为步卒七年，事平复还里，为道士。又遇清溪道者，授以秘方，能过阴豫，知休咎，随地化人。时则有西邑之参军张傲侯，洋邑之郡守张京铨（撰有塔下碑文），南郑之太守顾霞，皆所夙契而深悉者，盖五十年来，觉破名利，复固元神，是以虽死之日，尤生之年，夫均之为羽流，而生能盖于世，殁则逰于神，非以其爱物济人之心，持之坚行之力，终生无所为而为哉。行且千载不朽，踵大罗诸仙后道，同于圣贤而德比于天地。祖师前明天启七年生，寿七十有八，我朝康熙丁丑七月望前无疾而卒，是为传。

原任山东登州府黄县知县已酉拔贡弟子张绳直熏沐撰书。

嘉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孟秋立。

此碑为张绳直的楷书精心之作，碑保存尚好，字迹清晰。从此碑可知，张绳直对柳公权楷书颇有研究，结体严谨，用笔到位。应该说，在汉中的碑刻确实不少，然而由书法名家精心书丹的碑刻不是太多，而且在汉中诸碑刻中，如此精到的唐楷书作，更是罕见。也因此，由民国时期的汉中书法名家张绳直书写的《祖师田氏传》，应是一通上乘的唐楷之作。

汉中书迹之四十九：

中国公路之父书法——赵祖康《柴关岭碑》

       在汉中张良庙最高处，有一座重檐斗拱的彩绘八角亭，巍然屹立在绿树丛林中。亭内有一尊大理石石碑，碑面刻有“柴关岭”三个醒目的朱红大字。

柴关岭，海拔 1654 米，为宝汉公路的要冲，亦是古道中的重要关口。乾隆末年，有史料称柴关岭上“有连理树两株并立，高二丈许，中忽挺横枝连互如桥”，此处曾建“连理亭”，岭上奇观甚多。目前也只有《柴关岭碑》亭，路人过此，必驻足休憩，或摄影留念。

现碑亭中之《柴关岭碑》，碑中为“柴关岭”三个大字，落款为“民国廿五年十月，赵祖康题”。

赵祖康（1900年9月1日—1995年1月19日），字静侯。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城厢镇。自幼嗜学好问，喜听大人读书声，并朗朗仿诵。擅长作文，老师称其有文学天才，曾参加全县征文比赛，获得金质奖章。18岁，考进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1921年，转入唐山交通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将“致力工程，为民服务”，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曾写了“开边须筑路，救国仗书生”的豪迈诗句。五四运动后，他认为救国必须有真才实学，自勉“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废读书”作为座右铭。1922年，以出众的成绩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分校（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1930年，由铁道部派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进修道路与排水工程。1932年，学成回国，进入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担任道路股股长、副处长、处长到副总局长，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组织力量赴前方抢修公路，又加紧筹划西北和西南国际补干线公路的修筑，曾因劳累致疾，写下了“久愿风尘殉祖国，宁甘药饵送余生”的诗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到上海担任工务局局长。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他曾担任了7天的代理市长，得到了当时陈毅市长的嘉许，并即委派他担任上海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后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局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四、五、六届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常委、五届副主席。在学术团体方面：历任中国公路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二、三届副理事长，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上海市交通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在政治团体中：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民革名誉主席等职。

西汉公路，从西安到汉中，由赵祖康主修。新修工程由宝鸡到汉中，长254公里。该路所经之地，就是古蜀道的北栈道部分，大诗人李白曾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足见其艰险程度。该路自1934年底动工，1936年5月抢通。

赵祖康作为一位道路工程专家，1986年的《上海交通大学通讯》曾介绍说：“路从他脚下延伸”。作为一位市政工程专家，1989年，当他90寿辰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曾亲往祝贺，称他：“年高德劭，功在上海”。赵祖康被誉为“中国公路与市政工程的奠基人”， “中国公路之父”。

在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十月，即西汉公路之宝鸡到汉中段修通后，赵祖康先生挥毫走笔，同时为沿路主要景点均题字刻碑，这就是现在宝汉公路沿线上的《柴关岭碑》《酒奠梁碑》《古大散关碑》。

赵祖康先生为道路工程专家，然其书法堪称长枪大戟，虬劲苍古，豪迈而又不失文人风范。其字与其所修公路相依伴，既相得益彰，又倍增光彩，每当游人至此，无不为这位重修古道，天堑变通途的专家与文人表示深深地敬意。

汉中书迹之五十一：

并非明人之作——王世镗《章草草诀歌》

《章草草诀歌》为王世镗于1913年作，1914年刻，初名《增改草诀歌》。1925年由卓君庸初印时更名为《章草草诀歌》，遂以此名流行于世。

《章草草诀歌》共133韵，1330字。因其主要是在传为王羲之所作的《草诀歌》基础上增改而成，故其内容与《草诀歌》大体相同，但因是“增改”，故也有不同。

所以，王世镗大量增加了内容，同时也修改了部分内容，如“谩夸兹生富，谨防俗伪姗。六手流为禀，七红滥谓袁。奉强十朱拟，言空三口宣。无名遽割裂，谬种盛播传”就是对旧传的《草诀歌》内容的校正。

就是王世镗的这本《增改草诀歌》，引起了一场章草史上的冤案。1925年，卓君庸在《章草草诀歌》的自跋云：

近岁从事编辑章草,偶得此本,中所坏益字数颇为不少,惜不着书者姓氏。顾其笔意高古,议论中肯,非精通小学、苦攻稿法者未易臻此。其明季宋祝以后继起之人物欤?乙丑夏日,定谋跋。

自被卓君庸翻刻托伪之后，取名《章草草诀歌》，从此《章草草诀歌》流行书界，并成为清末民初以来章草研究的代表著作，在整个草书研究史上，也起了划时代的重要作用。现在，此书在书界广为流传，并被多次翻印。然而，许多使用者对此书的作者，及此书的版本流序不得而知，甚至还有人把其归为卓君庸著作，在卓君庸生平上竟有“卓君庸著有《章草歌诀》”的字样。有的还在惑疑此作非王世镗所作，提出再论《章草草诀歌》的作者问题。

经过笔者的考证，《章草草诀歌》原名即《增改草诀歌》，不是所谓的明人之作，而确为王世镗所书写，更是王世镗的第一本书学专著。

王世镗作《增改草诀歌》的目的，按徐毓泉先生在《近代章草大家王世镗——兼述“一段离奇章草案” 》一文说：

旧传之《草诀歌》，伪托右军，既多讹误，且多俗体，误人不浅，先生在任镇巴知事时，曾加以改订为《增改草诀歌》，手书上石，但因石劣工拙，正文脱至一百四十字，注语更颠倒错乱，不可卒读。拓二十余本后即弃置之。

按徐之说，一是王世镗之作的目的是改订传为王羲之的《草诀歌》，其源本当然也是此《草诀歌》。二是改订。既然是改订，那当然就有源本《草诀歌》的内容，当然也有王世镗改订后的新内容。三是书名叫《增改草诀歌》，这个书名，既保持了源本，又体现了王世镗的创造性。四是只拓20余本，说明流传不广。四是王世镗手书上石，也就是说，这是王世镗书写的。五是刊刻时间是王世镗任镇巴县知事时，而王世镗是1914—1916年，王世镗任定远县知事，1916—1917年，王世镗任镇巴县知事，而定远县是镇巴县的前身，时间也短，所以一般统称为镇巴县。现在很多论者认为王世镗此作是刻于1914年，这个论断从时间上来说，也是合理之说。

《章草草诀歌》的历次刻石，现在已不可再得。而其拓本，也正是因了卓君庸的翻刻，而得以流传；也正是有了那场世纪冤案，也才使王世镗的书法艺术及其著作《增改草诀歌》，名闻书界，声震中外。

       汉中书迹之五十二

  汉中书迹之五十三

隶意魏楷——王世镗楷书《沧浪亭记》

关于汉中古汉台的沧浪亭，原还有一段典故。

在古汉台有一长方形的水池，经考证，此为古汉中道署十景之一的“镜吾池”， 镜吾，即以水为镜，以静吾心之意。郑伯愚《汉中道署十景诗》中有《镜吾池》：

池塘如镜水平芜，照得今吾即故吾。

莫笑萍踪飘不定，春风一约自同趋。

镜吾池于清道光间，由汉中知府段大章主持修建。据民国《续修南郑县志》中《新修汉台池亭记》载：

池北为亭，三面跨池，中通以桥。亭北又为屋三间，轩南面水。又为长廊曲槛，由东厅至池亭，以及汉台登降之道，皆联缀之。凡两阅月而工竣。名其亭曰‘镜吾’，以其水清可镜也。屋曰‘枕松舫’，以适当古松之阴也。

由此记载可知，镜吾池中原有一亭，名“镜吾亭”。而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汉中道尹为阮贞豫，命其幕僚程立中维修道署工程。修竣，程立中突发奇想，认为“镜吾者，是亭之名，非池之名”，故拟改“镜吾亭”为“沧浪亭”，经请示阮贞豫后，就更名为“沧浪亭”，并撰写了一篇《沧浪亭记》，由王世镗书写，刻碑记事。这就是流传下来的王世镗楷书《沧浪亭记》。

《沧浪亭记》碑文如下：

阮公擢迁道尹之明年，余监修全署工程。讫日长如年，暇豫无事，或流连于国文学校，则见盈庭桃李，咸漱六艺之芳；或徙倚于竹林阁中，则睹满径琅玕，如对七贤之雅。益憬然。公之诱掖后进，追美前哲，良有以也。方踌躇间，有客蹁跹而至，叩其姓氏，笑而不答，急要余与之游，于是陟汉台，览蓬莱，坐一草，挹清晖，度桂荫，登望江，憩竹林，临镜吾，乘松航，且行且咏沧浪之歌，不解其所指。游既毕，余曰：观止矣。客曰：嘻！昔之凋残不堪入目者，今胡为焕然一新，别有天地也，可见事在人为，天下无不可立之事业。谚云：官不修道，大都因偱苟且而已。虽然，物之盛衰兴废，亦各有其时，设使观察有此惠政而先生无此毅力，其何能兴？即今有此毅力，而无不与以可为之，会抑岂能成此大观？有数存焉，其依然乎？既而曰：物必有名，池上之亭，何独无耶？余曰：响之镜吾者，是亭之名，非池之名，今特易之耳。客曰：易别以名之。余曰：唯唯。忽闻戛然长鸣，有飞而过者，客倏不知其所往。余曰：噫！是矣，是矣。亟请于公，遂以沧浪名其亭，因为之记。

白河程立中撰

云津王世镗书

中华民国十有五年岁次丙寅孟夏三月勒石

《沧浪亭记》为王世镗59岁时书，正是王世镗精力旺盛之时，其书法以龙门笔法为主，又多呈现二爨面目，隶意甚浓，朴茂天然，堪为王世镗魏碑楷书代表作品之一。原碑已不知下落，幸有拓本流传，现收录《王世镗先生翰墨》一书

汉中书迹之五十四：

临帖石刻——王世镗章草《急就篇》

据汉中市博物馆《大事记》载：

民国14年（1925），汉中道尹阮贞豫整修古汉台，新建竹林阁，聚集汉中书画名流，极盛一时。

又据《汉中地情网》之“古今人物·阮贞豫”介绍：

民国15年（1926），与幕宾程煜中带头募捐，培修哑姑山宝峰寺，将汉中著名书法家王世镗的《稿诀集字》刻石，嵌于该道院南厦过道，传诸后世。又在道署之东西两院，设“国文专修讲习班”，聘王幼丞、何省三主讲；在联中礼堂设讲经会，聘王幼丞、赖承昭主讲四书五经。在古汉台内增建“竹林阁”，将桂荫堂整饰一新，招贤纳士。汉中名流王幼丞、王世镗、徐泽生、陈次石等在此展纸挥毫，吟诗作画，盛极一时。

无论是1925年，还是1926年，总之，是由阮贞豫主持整修了古汉台，新建了竹林阁。而竹林阁也成为汉中道署十景之一，有民国郑伯愚等人所作《汉中道署十景诗》，其中第十首就是《竹林阁》：

修篁矗矗秀参天，晋代风流忆七贤，

碑碣琳琅嵌四壁，莫教漶漫化云烟。

诗中所说的“碑碣琳琅”，就是指的竹林阁碑廊，也成为后来的古汉台碑林。民国十六年（1927），王世镗节临汉初史游《急就篇》，以应程立中为竹林阁碑廊之求，现嵌立于南院碑廊。其内容是：

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兹荣。蝗虫不起，五谷熟成。贤圣并进，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

这幅章草作品，是王世镗60岁时的临作，可谓用笔奔放，人书俱老。从目前所见王世镗作品来看，大多是其创作之作，而临帖作品，仅有三件，一是楷书节临的龙门二十品《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题记》。二是节临的史游《急就篇》墨本，在《王世镗先生翰墨》中有录。三是节临的史游《急就篇》拓本，在《王世镗先生翰墨》中也有录。而这个拓本，就是来源于竹林阁的石碑。